在难以计数的戊戌变法研究成果中，最常见的字眼是帝党、后党以及守旧派、维新派。而且，帝党等同于维新派，后党等同于守旧派，已成为“口头禅”。

“在以往关于戊戌变法、特别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人物研究中，人们往往习惯于首先区分政治派别，如所谓后党、帝党、改良派、洋务派、顽固派等，然后按照一定的、先入为主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去描述其思想主张与社会活动，再进而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。凡属‘帝党’和改良派人士，则肯定之，颂扬之；凡属‘后党’和顽固派人物，则否定之，批判之；凡洋务派人士，则贬多褒少，形成了以人划线、以派别定功过是非的思维定势。这种思维定势和分析方法制约着对戊戌维新运动作更深入的研究。”⑶

为了表述得更加直观、形象、简明，不少学者还特意画出表格，将有关历史人物对号入座，一一进行比较。这种“划线线”、“排队队”、“贴标签”式的研究法，好像是一目了然，言简意赅，实际上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、机械化。

世界上最复杂的，莫过于对一个人的定性。因为，世界充满矛盾，而生活在矛盾世界中的人，是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来划分的，就像一个人的性格，属于内向还是属于外向，不宜随便下结论。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。人的性格尚且如此，更何况是一个人在变法大潮中的功过得失呢？

在学术专著《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——以“帝后党争”为中心的探讨》⑷中，就将晚清帝、后两党的主要人物按“派系”专门列出表格。在帝党中，分为南派（翁同龢为代表）、维新派（康有为为代表）和泛亲帝势力；在后党中，分为醇系（奕譞为代表）、神机营系统（荣禄为代表）、淮系北洋（李鸿章为代表）、北派（李鸿藻为代表）和泛亲后势力。看似分得很细，稍加分析，便能看出许多“硬伤”。

比如，在《重要人名称谓对照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对照表》）中，把林旭定为“维新派”；在《帝、后两党基本结构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结构表》）中，又把林旭定为“泛亲帝势力”。

在《对照表》中，把光绪师傅、管学大臣孙家鼐定为“近帝党、南派”；在《结构表》中，又把孙家鼐定为“泛亲帝势力”。

再比如，由于孙家鼐在戊戌变法夭折以后，不但没有受到牵连，而且保住了京师大学堂，使其成为戊戌变法唯一的重要成果，后来还得到清廷重用，于是，他的身份界定起来就比较困难。有些专家便创造性地把他定为“帝党中的‘右派’”。这真让人费解：孙家鼐到底是属于维新派，还是守旧派？

乱贴标签的直接结果，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。“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用斗争哲学去研究历史，在研究改革史或曰变法史时特别注意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，一部戊戌变法变成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史。” ⑸这种因人废言式的研究，不但会使研究浅尝辄止，而且会坠入主观主义的误区，得出脱离实际的结论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荣禄、刚毅都是典型的后党、守旧派中的顽固分子，镇压戊戌变法的刽子手。但是，近年来，冯永亮等学者研究发现，这两个“后党、守旧派”并非一味的反对变法。

1897年1月27日，有感于“时局日艰，外侮纷来”，荣禄上折建议改革军事教育体系，请设立武备特科，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。1898年1月，他又建议创建武备学堂：“自火器盛行，弓矢已失其利，习非所用，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。……若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教习数十人，就地教练，一岁之后，可成精兵，足以充役；二年作为武生，选其才武聪颖者，每省设一武备学堂，挑入学习重学、化学、格致、輿地诸学，分炮队、马队、工程队诸科，限以三年，由各省督府，详加考试。凡考列优等者，作为武举人，其名数略参科场旧制，分別大省中省小省，各不得逾本省原额十分之五，此为武备特科。其三年一试之武科，暂准照旧举行，但须酌減旧额一半，以期相济为用，试之有效，再将旧制停罢；立将此项特科武举人，咨送京师大学堂，限以三年，由兵部奏请钦派王大臣考试，分別优等者作为武进士。”⑹

在文化教育方面，荣禄也极力主张变法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，他担任直隶总督后，督饬地方官将辖境内书院改为学堂。其中在省会保定、北洋大臣驻节地天津设立大小学堂7处；变法期间，他保荐的陈宝箴、黄遵宪、张百熙等20多人，都是汉人，其中不乏变法人才。同年7月17日，也就是变法**期间，孙家鼐上了一道《请饬刷印颁行疏》，建议朝廷将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一书下发群臣学习、研究，认为“冯桂芬、汤寿潜、郑观应三人之书，以冯桂芬《校邠庐抗议》为精密，然其中有不可行者。其书在天津广仁堂，拟请邠下直隶总督刷印一、二千部，交军机处，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，发到后，限十日，令堂司各官，将其书中某条可行，某条可不行，一一签出，或各注简明论说，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，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，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，请旨施行。”⑺

当天，光绪皇帝就发布上谕：“著荣禄迅即邠令刷印一千部，克日送交军机处，毋稍迟延。”7月24日，皇上再发上谕：“前据孙家鼐奏请将冯桂芬所著《校邠庐抗议》一书刷印，发交部院等衙门签议，当经谕令荣禄迅速刷印咨送。兹据军机大臣将应行颁发各衙门及拟定数目开单呈览，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，逐条签出，各注简明论说，分别可行、不可行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合进呈，以备采择。”

接到谕令后，荣禄立即行动，先让广仁堂赶印100部解送军机处，然后，分两次再印900部呈进。在10天之内，就完成了皇上交办的紧急印书任务。8月1日，“《校邠庐抗议》发各衙门加签”⑻。考虑到当年的印刷技术水平，其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，这充分说明荣禄对这一关乎变法进程的举措，态度积极，办事认真。

目前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《校邠庐抗议》签注本有二百余部书中签注意见，合计得372人，包括大学士，内阁学士，各部尚书侍郎，总理衙门、理藩院官员，都察院御史，翰林院侍讲、编修，国子监祭酒、司业、学正、助教，步兵统领衙门、京城巡捕营官员，顺天府尹及所属知州、知县、同知等。在这些人中，明确表示反对变法的如礼部尚书怀塔布、理藩院尚书启秀、刑部左侍郎赵舒翘、御史徐承煜等；明确表示支持变法的有侍读学士徐致靖、翰林院侍讲黄绍箕、内阁学士阔普通武、御史杨深秀、宋伯鲁等。《校邠庐抗议》每篇篇首或篇末，大都有黄纸浮签，写着签注者对该篇的意见。通过对《校邠庐抗议》一书的评注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对维新的态度，也是研究他们变法思想的重要史料。“荣禄并不反对变法，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，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。”⑼

军机大臣刚毅也是如此。孔祥吉在《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》指出，1897年12月18日，“刚毅于军机大臣见起时面奏，天下之急莫如练兵、筹饷，建议务将练勇之空额尽除，厘金中饱严杜。光绪采纳，并颁布自强上谕。”仅此一例，即可说明不少问题。